1935年初的赣南山区，寒意依旧很重。山里雾气压得很低，林间时不时传来几声枪响，提醒着人们：这里仍是你死我活的战场。就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有人坚持在密林间转战，有人却在犹豫彷徨，有人已经悄悄寻找退路。龚楚南宁股票配资平台，就站在这条岔路口上。
有意思的是，在很多老红军的回忆里，当年谈起“朱毛龚”，语气里仍有一丝复杂。名字能排在毛主席、朱德之前后，被并称，是极高的政治地位和声望。他不是一般的军官，而是早期红军中真正数得上的人物。然而，就是这样一个“元老”，后来却一步一步走向叛变甚至“二次叛变的叛徒”，这个落差，本身就耐人寻味。
一、从“朱毛龚”到心态失衡
龚楚1901年出生在广东乐昌县长来镇长来村。家境算不上富贵，却也不是赤贫家庭，孩子能读书，这在当时已经不容易。11岁，他考入小学堂，只用一年半就读完三年课程，之后进入广州市立一中，算是走上了读书人的路。
少年时期的他，并不缺热血。16岁时，接触到孙中山的革命主张，在时代巨浪推动下，他投身粤军第二旅，当了一名士兵。那时候，他认准的是“救国”这两个字，具体旗帜、路线并不算清晰。
因为反应快、文化程度也不低，他在部队升迁很快，从班长到旅部副官，再到20岁担任连长，在同龄人里非常抢眼。第二年因父亲病重，他回乡一段时间，但与军队的缘分并未就此结束。
1923年，他再度回到部队，担任国民革命军攻鄂军少校参谋。这一阶段，他接触到《新青年》《向导》等进步刊物，对社会问题和革命道路有了新的认识。1924年，他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，接着在1925年前后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开始站到另一条道路上。
这一转变并非偶然。那个年代，旧军队里的有识之士，在经历北洋军阀混战、军阀割据之后，对单纯军事冒险已经不抱希望，转而寻找新的政治力量。龚楚读书不算多，但在军队摸爬滚打出的敏感，让他比不少军官更早转向。
1925年起，他投入农民运动，在乐昌县担任农民自卫队指挥官。手里有枪，又有军事经验，他带领当地农民开展武装斗争，同时还在基层积极发展党员，介绍不少同志入党入团。广西方面俞作柏、李明瑞等人的策反工作，他也参与其中，为革命队伍扩充出了不少力量。
不久，他又奉命率500名农军北上，到韶关与北江工农军会合，组成千余人武装，赴武汉参加讨蒋。紧接着参与1927年的南昌起义，在贺龙部第20军第3师第6团第3营任指导员。从农民武装到正规起义，他的角色在不断前移，责任也越来越重。
1928年初，朱德、陈毅率部进入湖南宜章发动起义，占领县城。改编后的工农革命军第3师，任命龚楚担任党代表。他参与粉碎了国民党军许克祥的反扑，为保存南方革命火种出力不小。
战斗结束后，朱德为保留主力，决定上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合。这段路并不轻松，敌军包围、山道崎岖，一旦暴露，整支队伍都有覆灭危险。龚楚此时扮演的是“尖刀”，带领一支小队走在最前面，为大队侦路、掩护。最终，朱德部队成功与毛主席会师，这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都是关键一笔。
这次会师，极大提振了红军士气，也让毛主席、朱德注意到龚楚的作战能力和组织能力。红四军成立后，朱德任军长，毛主席任党代表，龚楚出任第十师二十九团党代表，同时进入红四军前委，成为常务委员。三人一起出现在前委常委名单上，于是“朱毛龚”这一说法传开。
那几年，他常与毛主席、朱德一起讨论作战计划和根据地建设，在许多重要会议上都能看到他的身影。在那个红军高层还不算庞杂的阶段，他无疑是核心人物之一。
不过，不得不说，高位带来的并不全是责任感，也会放大性格中的弱点。井冈山斗争时期，龚楚自觉“资格老”，对不少人颇为傲慢。有老同志回忆，他对毛主席很尊敬，但对其他干部，经常流露出目中无人的态度。这种心理变化，后来逐渐发展成对前途的悲观，对组织的不满，埋下隐患。
到百色起义时期，红七军成立，龚楚任参谋长，邓小平担任政治委员。这对搭档，一文一武，一个熟悉军队组织和战术，一个擅长政治工作，把一支新军短时间内建得有模有样。龚楚对红军建制、政治工作制度非常熟悉，也因此曾一度做到红军总部代总参谋长、赣南军区司令员。
站得越高，落差越大。1933年前后，红军在中央苏区反“围剿”取得数次胜利时，不少干部都对前景信心十足，可龚楚反而表现得灰心沮丧，经常流露出“前途渺茫”的话。周恩来注意到这个问题，在瑞金主持召开高级干部会议，对他作了严肃批评，给出了开除党籍一年、送红军大学训练的处理，希望他调整心态。但很遗憾，这种思想波动并没有真正消失，只是暂时压住。
二、叛变之后，设局“加强领导”
1934年，中央苏区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利，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，准备长征。留在苏区的部队，组建为中央军区，由项英任司令员兼政委，龚楚任参谋长，负责掩护主力撤离，组织地方游击战争。
随着国民党“清剿”力度不断加大，中央军区的游击队损失严重，联系时断时续，补给极其困难。一些干部在血战中咬牙坚持，也有人开始动摇。龚楚心中那点“看不到希望”的阴霾，再次压下来。
1935年2月，他带领部分红军到湘南黄茅一带转战，遭遇敌军袭击，战斗失利，部队伤亡惨重，又与中央失去联系。这时候，他不再是那个带队突围的“尖刀”，反而在夜色中悄悄想着别的路。
有一晚，他对身边人说身体不适，早早躺下。等营地安静下来，他悄悄起身，趁警戒松懈，从山间摸黑离开，最终回到乐昌老家。之后，在国民党重金收买与高位诱惑下，他彻底倒向敌方。
叛变之后，为表忠心，他亲手杀害了一名曾跟他一起突围的七十一团政委，把这位老战友的头颅当作“投名状”，用来向国民党军方邀功。紧接着，他主动提出，可以设法活捉此时仍在赣南坚持游击的陈毅、项英。
国民党方面对这个提议极为重视，立即给他“剿共游击司令”的名义，并配给三十多名武装，听其调遣。龚楚对红军游击队的习惯、行动方式都了如指掌，这让敌方看到了“一网打尽”的机会。
那时，党中央并不知道龚楚已经叛变，他本人也极力掩饰身份变化。他把手下伪装成“红军游击队”，打着熟悉的旗号在赣南、湘南一带活动。起初，因为不了解我党指挥机关的具体位置，他有点像没头苍蝇，只能乱转。
后来，他碰到了一支由余汉谋派出的百余人反革命武装，双方一合计，干脆演了一出对战的“戏”：龚楚带人假装与这些武装激烈交火，再“把敌人赶跑”。随后，他又刻意放出消息，说自己击溃了余汉谋的精锐部队。
当时，苏区游击队长期处在艰难局面，对胜利极度渴望。听说有一个“老红军”打了个漂亮仗，许多同志本能地产生亲近感。驻扎在附近的秘密交通员赖文泰、游击队长贺敏学以及指挥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等人，陆续派人同龚楚接上关系。
龚楚抓住这个机会，表示希望“请陈毅、项英到湘南加强领导”，以便统一指挥各路游击力量。他的说法听上去冠冕堂皇，何长林也从旧日印象出发，相信他还在革命阵营，于是主动帮忙，建议写信说明情况。信写好后，何长林在末尾亲笔签名，这无形中又增加了可信度。
信送到陈毅和项英手中时，两人身处极其危险的环境。红军主力已经离开，留在苏区的部队零散分布，敌人“围剿”频繁，外界信息更是紧张。听说有老同志打了胜仗，还愿意配合“加强领导”，项英很高兴，当即有去见面的意向。
陈毅却在信里四个字上停留了很久——“加强领导”。这四个字看似平常，却让他起了疑心。
在他心里，龚楚是一个一向骄傲、很少服人的人。井冈山时期起，就以“老资格”自居，话里话外少有谦虚。现在忽然用“加强领导”这种说法，请人去“指挥自己”，味道明显不对劲。更何况，当年长征初期，陈毅在组织架构中一度没有明确职务，而龚楚早已是中央区参谋长。论资历和地位，龚楚也不会轻易放低姿态。
陈毅对项英说：“斗争这么残酷，人心又难测，还是缓一缓，看清再说。”这一句提醒，实际救下了两人的性命。
等不到回复，龚楚开始沉不住气。既然把人骗不出来，他就打算反过来“请君入瓮”。他发出通知，要求各路游击队干部和后方工作人员到天井洞开会。很多人还沉浸在“老红军打了胜仗”的印象里，没有意识到危险正一步步逼近。
三、天井洞血案与陈毅脱险
天井洞会议那天，贺敏学走到会场附近，抬眼一看，四周戒备异常森严，敌人火力布置严密，这和以往内部会议的状态完全不同。他心中一紧，刚想转身离开，身后冷不丁顶上了几支手枪。
危急关头，他猛地推倒身旁一人，借力翻滚，冒着密集火力冲出封锁线。最终，他身中数弹，滚下山坡，勉强脱身。可以说，是多年游击经验和一点点运气救了他一命。
与他相比，已经进场的干部们就没有这么幸运。龚楚在会场上大谈“共产党没有出路”“大家投降还有活路”之类的话，直到那一刻，很多人才意识到自己中了计。会场内枪声骤起，同志们举枪还击，但由于对方早有安排，火力占尽优势，这场所谓的“会议”，迅速变成一场屠杀。
当天，50多名同志牺牲，只有六七人带伤突围。他们趴在山坡上，一点点向指挥所方向爬去，想尽快把消息送到陈毅、项英那里。
与此同时，何长林在威逼利诱之下选择投降。为了讨好龚楚，他主动献策，说自己有办法找到陈毅和项英的位置。龚楚当即许诺：“只要抓到陈毅，你就是头功。”一句话，把他推得更深。
不久，他们在路上碰到正外出买米的侦察班长吴小华。何长林笑着打招呼：“小吴辛苦啦，又去买米啦！”吴小华看见老首长，条件反射般回答：“何主任辛苦了。”
何长林随口介绍：“这是从湘南来的参谋长，有事要找陈毅。”吴小华打量了一眼，发现对方一身新军装，衣服整洁，和周边游击队员身上那种磨损的旧棉衣并不一样，心里顿时起了疑。他支支吾吾地说：“我不知道他们在哪。”
“你是侦察班长，怎么会不知道？”何长林一句反问，已经带出威胁意味。对方人多势众，自己枪也被没收，吴小华明白，正面反抗只有送死。权衡之下，他决定利用对方的恐惧心理做最后一搏。
在他们的逼迫下，他只得带路，但一路上不断“吓唬”他们，说司令部有二十多人，每人一把驳壳枪、上百发子弹，前不久还有三百多人的游击队来此驻扎。听得龚楚一方人人心慌，将子弹推上膛，随时准备硬拼，生怕真遇上大部队。
接近哨岗时，吴小华突然转身，指着身后大喊：“他们是反动派！”话音刚落，哨兵立即鸣枪示警，朝敌人射击。敌人也猛烈开火，在乱战中，吴小华和哨兵先后滚下山坡，生死未卜。
指挥所方向传来的枪声，让陈毅、项英等人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妙，迅速组织撤离。几人带着少数警卫，快速向后山转移。等到局势稍稳，零散信息汇总起来，他们才确认——龚楚真的叛变，而且已经设下重重陷阱，要把游击队连根拔起。
龚楚这边，对着山上的哨位射了一阵子，终究不敢贸然冲上去。一方面他心里也有顾忌，被吴小华“预告”的那支“几百人游击队”让他不放心，另一方面，山地作战对攻击方不利，一旦判断失误，很可能遭到反击。他最终选择撤退，没有硬攻。
抓捕陈毅、项英的计划宣告失败，他心里十分不甘。此后，他带队在湘南、赣南游击区继续搜捕，张贴布告，悬重赏通缉陈毅、项英，对曾经支持游击队的群众大肆清算。何长林则利用过去的关系网，把许多与游击队有联系的老乡逐一指认出来，很多人因此被杀。
在这过程中，有一位红军将领的遭遇尤其令人叹息，那就是蔡会文。他1910年出生，20岁出头就表现突出，被毛主席、罗荣桓看中，破格提升为军政委。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、二、三次反“围剿”中，他所在的第3师战功显著，曾活捉国民党师长张辉瓒，毛主席还专门作诗相赞。
1930年代中前期，他与黄公略等人一道，是红军队伍里颇具潜力的中青年将领。可在龚楚配合国民党大举“清剿”的过程中，蔡会文在湘南游击区被捕。当时他身负重伤，敌人妄图从他口中套出情报，他宁死不屈，始终没有透露组织秘密，最终惨遭杀害，牺牲时只有28岁。这样的鲜明对比，更让人看到叛变所带来的直接后果。
四、再投再叛与晚年回乡
时间来到1949年。经过辽沈、淮海、平津三大战役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牢牢掌握战略主动权。1月，天津国民党守军被全歼，北平通过谈判和平解放。接着，绥远等地效仿北平模式，通过协议实现和平解放，这一连串变化表明，国民党在大陆败局已定。
同年10月，解放军进至江北地区，国民党很多地方部队或被歼灭，或四散撤退。龚楚此时已是国民党地方武装的一个保安司令，带部队逃入广东乐昌县瑶山一带。他看在眼里的，是国民党军节节败退的现实。
共产党方面给他来信，劝其投诚。他大致明白，所谓“光复大陆”已无可能，继续负隅顽抗无非死路一条。权衡再三，他选择向曾经的老上级——如今已是四野主力统帅的林彪方向投诚。
那一刻，他很清楚自己曾经给红军造成的损失，所以主动要求见林彪，想当面请罪。命运的讽刺之处在于：当年他在红军里是前委常委、军区参谋长，而林彪还只是连长、营长。短短十余年，林彪已指挥百万大军，而他却成了溃败国民党的一名地方司令。
组织上并没有安排他见林彪，只让下辖部队的一位师长出面接洽。对一个极看重“面子”的人来说，这种落差十分刺痛。龚楚心里很不舒服，但也只能接受现实。
1949年12月，中央决定解放海南岛。由于龚楚与海南守军总司令薛岳是同乡，叶剑英考虑到这一点，希望借助他的关系做策反工作，争取少流血多解放。龚楚表面上答应，准备前往香港，再转道海南。
然而，当他到香港后，却打了退堂鼓。他很清楚自己的“旧账”——两次叛变、设局捕杀战友、配合敌军“清剿”游击区，这些都不是小事。他开始害怕：一旦任务失败，或者回到解放区，等待他的会是什么样的审查和处理？在这种恐惧心理支配下，他做出了再次叛逃的选择，留在香港，不再前往海南执行任务。
从那以后，他在香港长住下来，改名“龚松庵”，从事实业，做生意、办公司，逐渐积累相当财富。蒋介石曾希望借他在香港的关系网，让他秘密收编残余部队，为将来反攻大陆做准备。他权衡局势后，婉拒了这个要求。他已经看得很明白，国民党在大陆翻盘无望，自己多次在风口浪尖上摇摆，实在不愿再卷入这样的漩涡。
在香港一住，就是四十多年。生意顺利，物质上并不缺什么。但随着年岁渐长，“落叶归根”的念头越来越重。中国人对故乡的感情很难彻底割断，即便自知罪责，在想回去这件事上，他依然比谁都矛盾。
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相关决定，对建国前原国民党人员在战争时期的罪行原则上不再追究。这个信息传到香港，引起不少老人的关注。龚楚也敏锐地捕捉到，这是一个可能回乡的契机。
1990年9月，他已近九十岁，与妻子在亲属陪同下，从香港乘车北上，抵达广东韶关。地方政府得知情况后，向上级请示如何对待这位复杂人物。上级指示是：把他回乡定居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，按原国民党中级军政人员接待，至于政治上的安排，暂时不作特殊考虑。
回到熟悉的土地后，他做了一件事，颇值得注意。他提前准备好三封信，分别寄给邓小平、王震、杨尚昆。这几位，都是早年在革命道路上有交集的老同志。信中，一方面表达对旧日同事的问候，一方面提出希望允许自己在家乡定居的请求。
考虑到自己的身份，他还让侄孙龚洪水代自己给邓小平发了一封电报，先打个招呼，说“人已经回来了”。这封电报，是一次试探，也是一种求情。
邓小平对龚楚并不陌生。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，两人在红七军、百色起义时期有紧密合作，对方的军事能力、工作作风，他都了解。那些年一起打过仗、吃过苦的经历，并不容易从记忆中抹去。随着时间推移，毛主席、朱德、陈毅等老一辈领导人相继离世，当年“朱毛龚”中的两人早已入土，只剩这个多次走错路的“旧人”还活着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让情感更复杂。
邓小平收到电报后，亲自拨电话给龚楚。电话接通时，龚楚双目几乎失明，听力也大不如前，只能紧紧抓住话筒，辨认那熟悉的声音。据在场亲属回忆，他一边听一边止不住流泪，但话却不多，说得较多的是“对不起”“多谢照顾”之类简短句子。
这个电话，并不能抹去过去的恩怨，也不是为他“正名”。更多是一种历史层面的交流：曾经在同一支队伍里并肩，同样经历过革命初期的挫折和牺牲，但后来走出的路完全不同。到晚年再回头，很多话已经无需明说。
龚楚回乡后，他的侄孙开始在乐昌投资办企业，并积极牵线搭桥，引入外来资金。据统计，1990年代，他帮助当地引进了数亿元投资规模，对当地经济发展确实起到一定作用。就个人动机来说，这既是经商行为，也可以看作他试图弥补往昔损害的一种方式。
然而，不管他晚年做了多少事，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：在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岁月里，他的两次叛变，给红军和苏区造成了实实在在的损失，许多干部战士付出了生命代价。这些账，历史不会忘记。
如果把龚楚的一生放在20世纪中国大动荡的大背景里，或许可以看到更多层面：少年从军、早期追随革命、屡立战功、走上高位，随后在挫折中丧失信念，在诱惑和恐惧下多次倒戈，最后老年远离权力中心、在商界谋生、再又试探性回乡。他的经历里有时代烙印，也有个人性格弱点放大的痕迹。
不能否认，他在红军初创时期确实有过重要贡献；也同样不能回避，他在关键节点作出的选择，让自己从“朱毛龚”之一，变成被许多老战士痛心唾骂的“红军第一叛徒”。晚年回乡、致信邓小平，只能说明他在生命末段愿意面对故土与旧人，却不足以冲淡过去那些沉重的历史事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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